​■刘   洁

石鼓山现今留存的最珍贵文物当属石鼓山体西侧的露天摩崖石刻。所谓摩崖石刻，是镌刻在山崖石刻上的文字。在石鼓山崖上众多石刻中最最珍贵的又是唐代衡州刺史宇文炫所题“西谿”二字，楷中带隶，规整端正，笔力遒劲，乃初唐书风。“谿”同“溪”，“西谿”即石鼓山西边的蒸水。与其相对的当年还有宇文炫所题“东岩”二字，位于石鼓山东侧山岩上，遗憾的是东岩石刻因长年风雨剥蚀基本上无存。

清乾隆《清泉县志·碑刻》中记载：“东岩二字，在石鼓山东岩上；西谿二字，在西溪石壁，字大径八寸，与‘东岩’字皆贞观中刺史宇文炫书。今‘东岩’字无存。”明朝嘉靖《衡州府志·名宦》中也记载：“宇文炫，唐太宗时为衡州太守。贞观中，时和岁丰，民安物阜，于石鼓山东崖西溪有题。”因有“东岩”“西谿”题字，后世文人争相效仿，唱和者众，由此石鼓山开始成为“可喜可愕可栖可游”的“最为一郡佳处”。

宇文炫题字“东岩”“西谿”是哪一年呢？如是贞观年间，则为公元627—649年之间。不过，这与韩愈在《合江亭》中的记载不同。805年春，获赦的韩愈路经衡阳，登上石鼓山，心情大好，写下千古绝唱《合江亭》。其中有诗句云：“惟昔经营初，邦君实王佐。剪林迁神祠，买地费家货。梁栋宏可爱，结构丽匪过。伊人去轩腾，兹宇遂颓挫。老郎来何暮，高唱久乃和。”这里的“邦君”“王佐”说的是“故相齐映”。齐映贞元三年（787年）贬为衡州刺史，在衡阳五年，建合江亭，将石鼓山辟为眺览胜地。而诗中的“老郎”则是宇文炫。史料记载宇文炫于唐德宗贞元十七年（801年）任衡州刺史，“东岩”“西谿”应该就是此时所题了。1200多年来，“西谿”二字在石鼓山上的崖壁上经历江风日晒，战火洗礼，依然清晰可见。

南宋诗人范成大（1126—1193年）在其《石鼓山记》中写道：“（石鼓书院）西廊外石蹬缘山，谓之西溪，有‘洼尊’及唐李吉甫、齐映题刻。”也就是说，不仅有宇文炫的题字，也有李吉甫与齐映的题刻。而齐映的题刻应早于宇文炫的题刻，也就是齐映建合江亭之际，大约于贞元三年至七年（787—791年）之间。李吉甫（758—814年）两度为相，曾任郴州刺史，赴任与离任时路过衡阳，时间为贞元十七年（801年）和贞元十九年（803年）。这个时间与宇文炫题字时间较为相近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唐代的贬官制度给衡阳送来了一流的文化名士，乃石鼓之幸也。

清乾隆《清泉县志》记载，宋元祐三年（1088年）摩崖石刻中有“既饮，与宾客下合江亭，观韩伯留题。”古人尊称韩愈为“韩伯”，也就是说韩愈在石鼓山上也是留有题壁。据专家考证，载入方志、史料的唐代石鼓山摩崖石刻有10处，至今保存完好的有3处，即“西谿”“大和九年”和“朱陵後洞”。“大和九年”就在“西谿”右侧岩下石壁上，刻于唐大和九年（835年）。原是一段文字，由于长年受风雨侵蚀，很多字迹剥落，只有“琴，客，大和九年，十日，同游”几处还能清晰可见。“朱陵後洞”则位于朱陵洞左侧崖壁下。

据专家考证，我国现存唐代摩崖石刻属文人名士题刻仅20处，石鼓山上的唐代摩崖石刻列其一，可谓弥足珍贵。石鼓书院现存1963年所立石碑中就有省政府将其列为省级文物保护。2011年，省政府又将石鼓山摩崖石刻包括石鼓书院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，唐代所存摩崖石刻功不可没。

除唐代所存石刻外，石鼓山上还有宋、元、清各代遗留下的摩崖石刻，现存30多处。但目前未见有明代年款的题刻，有可能是毁于自然风雨或是日寇的炮火。现存题刻大多集中在石鼓山西面约40米长的山岩上，其书体包括隶、楷、行、草诸体。内容十分丰富，涉及历史、政治、文化、宗教及历史人物。除题景感怀外，一些记事也涉及石鼓书院，成为探究和考证石鼓书院乃至地方历史文化十分难得的珍贵文物。

石鼓山位于蒸湘二水交汇处，山石为黄褐色砂石，石质粗粝，常年遭江风雨雪侵蚀，易风化。石鼓山上的摩崖石刻剥蚀及山体岩石崩塌情况比较严重，历史上曾在这里留迹的石刻远不止这些。

譬如：南宋文人曾丰在游览石鼓书院时诗曰：“眼底西溪少，碑间北客多。雪霜风日剥，岁月姓名讹。后有诗堪勒，傍无石可磨。可磨悬绝处，留勒中兴歌。”

清朝江昱诗云：“水落蒸湘似带环，崩崖金薤出潺湲。 姓名纵寓高深际，位置宁容清浊间。翰墨南轩依素侣，风云后洞拥仙班。邦君题字飘零久，安得蛟龙与送还。”

慕名前来石鼓山鉴赏的文人骚客，无不对年代久远、残缺不全、字迹斑驳难辨的摩崖石刻深表惋惜之情。千百年留下的石鼓摩崖石刻，留下了岁月的沧桑，也见证了石鼓山的兴盛衰败，成为千年书院不可或缺的文化遗迹和景观。

除摩崖石刻外，石鼓书院还留有众多碑刻、匾额、楹联等。如现悬于合江亭（绿净阁）一楼由王闿运所作楹联：“石出蒸湘攻错玉；鼓响衡岳震南天。”不仅巧妙地将“石鼓”二字藏于楹联之首，而且气势宏大。当然，王闿运还有气势更大的楹联：“吾道南来，原是濂溪一脉；大江东去，无非湘水余波。”这种大气和狂妄，真是气死外省人。这幅楹联现悬于岳麓书院文庙中，而在石鼓书院的历史上，也曾悬过这幅楹联。

王闿运（1833—1916年），号湘绮，清末民初享有盛名的大学者。其弟子数千，培养了大批英才，被誉为“一代儒宗”。王闿运与衡阳可谓缘分极深，一是曾隐居于衡阳县洪市镇的石门十二年，一是任东洲岛上的船山书院山长二十五年。这副为石鼓书院所书楹联据《湘绮楼日记》中记载，正是作于其在石门隐居期间。清同治九年（1870年）五月，王闿运带着弟子们同游石鼓书院，兴致不错，作诗：“二水空明一屿圆，丛丛树影接城烟。苍崖旧镇东西郡，藓碣空题汉晋年。六尽鼓鸣孙亮县，千艘粮运武侯船。于今弦诵留佳处，选士应逢宋子渊。”并应石鼓书院山长之请，作了这副楹联。

晚清中兴四大名臣曾国藩、左宗棠、彭玉麟、胡林翼中的前三位都到过石鼓山，并留下墨宝。

曾国藩（1811—1872年）曾在石鼓山附近训练湘军，水师指挥机构就设在石鼓山上。《石鼓志》记载：“曾国藩自衡郡练兵东下，暇日游石鼓，爱其奇胜，大书‘浩然台’三字，于留待轩正中悬额，雄伟夺目，名臣气象具见。”

左宗棠（1812—1885年），晚年抬棺率军收复新疆。其兄左宗植曾掌教石鼓书院，他为石鼓书院题联：“学贯九流，汇此地人文法海；秀冠三湘，看群贤事业名山。”此联曾悬于石鼓书院二门，因左宗棠曾求学岳麓书院，此联在1985年岳麓书院修复时重制悬于讲堂北侧门边。

彭玉麟（1817—1890年）少年就读石鼓书院，后为建立船山书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。现在悬于李忠节公祠上的楹联为他所作：“义烈炳潭州，千秋英名垂竹帛；崇祠仍故宅，一龛清供有梅花。”

石鼓书院历史上的楹联、匾额众多。如：“修名千佛上，至味五经中”“人文古邹鲁，山水小蓬瀛”“禹德长存，千年石鼓供浏览；秦政何在？万里长城遗后讥”“石鼓双江水，昌黎一首诗”“此真绿净唾不可，我实才薄歌奈何”“楚天有意清流合，石鼓无声白昼间”……这些具有较高艺术和历史价值的楹联、匾额，成为研究石鼓文化以及地方文化的珍贵资料。

石鼓书院不仅以历史悠久而闻名于世，而且以其“江山锦绣”而驰名中外。其神奇的石鼓山，巍峨的合江亭，古朴的先贤祠，奥秘的神禹碑，峥嵘的建筑群，以及融风、月、水、石于一体的幽静而雅致的自然之美，都为历代文人墨客提供了谱写不尽的素材，激发了诗人们欲罢不能的诗情，从而创作了大量的优美诗词、楹联和文章。

笔者的《风雅石鼓》系列文章，不过是选取其中一二来探索石鼓书院的开创精神、求新精神、民族精神、以及自然超脱精神，这种探索还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。

说不尽的石鼓，道不完的书院。石鼓书院经历千年不衰，在中国书院史、教育史、文化史上都享有崇高的地位。如何传承和创新这份厚重的文化遗产，是我们每个当代衡阳人必须承担的责任。

作者：刘洁

责编：李霞

来源：中共石鼓区委融媒体中心